关于唐崖土司属覃氏渊源的考证

关于唐崖土司属覃氏渊源的考证

 

（征求意见稿）              

 

内容提要：本文针对刘文政、吴畏二位先生在《唐崖土司概观》一书中提出的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的观点（即“刘吴论”），从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口碑资料和现代研究资料着手，一方面论证了“刘吴论”的虚假性，另一方面又论证了唐崖土司属覃氏的真实渊源，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2001年出版的《唐崖土司概观》（刘文政、吴畏著），以唐崖《覃氏族谱》的部分文字和他们的分析推论，开篇第一章，就对唐崖土司属覃氏的渊源作出了如下的表述：唐崖土司属覃氏（以下简称“唐崖覃氏”）的远源是巴人“廪君蛮”五姓中的“瞫”氏，其近源是元代铁木乃耳后裔率领的一支蒙古族，即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此论以下简称“刘吴论”）。

 

笔者对“刘吴论”不敢苟同，因而对唐崖覃氏的渊源作了重新考证，得出了与“刘吴论”完全不同的结论。现把重新考证的依据和结论写在这里，诚恳地与刘文政、吴畏二位先生和唐崖覃氏族人商榷。

 

 

一、鄂西土著覃氏与巴人“廪君蛮”

 

五姓中的“瞫”氏，没有“对应关系”

 

 “刘吴论”在论述唐崖覃氏的渊源时说到，鄂西土著覃氏（包括唐崖覃氏）与巴人“廪君蛮”五姓中的“瞫”氏有“对应关系”，“瞫”氏是鄂西土著覃氏的“远源”。

 

“刘吴论”中关于巴人“廪君蛮”五姓之说，源于《世本》、《后汉书·西南蛮夷传》等典籍中的记载。相关的事项是：“廪君蛮”发源于武落钟离山的赤黑二穴，有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五姓。其中巴氏子务相以“掷剑于穴”、“浮土船于水”的方式，取得“君长”之位，又战胜了“盐水女神”，终于“君乎夷城”，号为“廪君”，其所属部落，在史籍中大都称为“廪君蛮”。

 

根据上述记载，稍微懂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当时的“巴人”尚处于“自相君长”的原始社会的末期，即从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的阶段，巴氏子务相为代表的是父系氏族部落，盐水女神为代表的是母系氏族部落。这就必然引出以下的话题了。

 

1、我们首先从中国姓氏的起源谈起。翻开一部若大的中国姓氏史，中国的姓氏的命名和起源，都是有其特定的含义的。

 

诸多研究者认为，“姓”的由来与祖先的图腾崇拜有关系。在原始蒙眛时代，各部落、氏族都有自已的图腾崇拜物，比如说麦穗、熊、蛇等都曾经是我们祖先的图腾崇拜物，这种图腾崇拜物就逐渐成了本部落的标志，越到后来便成了这个部落全体成员的代号，即“姓”。在“廪君蛮”的五姓中，怎么也找不到一点图腾崇拜的痕迹，这就说明“廪君蛮”五姓绝非产生于原始公社的图腾崇拜期。

 

诸多研究者还认为，“姓”的形成除与图腾崇拜有关外，还与女性分不开。在原始公社的母系氏族阶段，人们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据考古学资料表明，西周铜器铭文中，可以明确考定的姓不到三十个，但大多数都从女旁，如：姜、姚、姒、姬、娲、婢、妊、妃、好、赢等等。不仅古姓多与“女”字相关，就连“姓”这个字本身也从女旁。在“廪君蛮”的五姓中，怎么也找不到一点与“女”有关的痕迹，这就说明“廪君蛮”五姓也绝非产生于原始公社的母系氏族期。

 

再来看“氏”的起源。《通志·氏族略》曰：三代（夏商周）以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妊人（女子）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通志·氏族略》中关于“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的记载表明，人类有了贵贱之分后，才先后出现了“氏”的称谓。人类分贵贱，是从原始社会步入阶级社会（奴隶社会）的产物，而“廪君蛮”当时尚处于“自相君长”的原始蒙昧时期，哪有贵贱之分啊？这就说明，“廪君蛮”五姓也绝非产生于原始公社时期，或者说“廪君蛮”的五姓之说只能是后人强加的。

 

2、我们再来看看所谓“‘廪君蛮’五姓”的渊源。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所谓“‘廪君蛮’五姓”是纯属子虚乌有的事。我们再从现实中“廪君蛮”所涉及的姓氏的渊源，来进一步证明“‘廪君蛮’五姓”的虚假性。

 

据现代姓氏渊源研究表明，“廪君蛮”中所涉及的姓氏的来源是：

 

巴氏。出自凤姓，以水为姓，据《姓氏考略》和《路史》载，上古时伏羲氏有个后裔叫后照，定居于巴水，即今重庆一带；出自姬姓，以国为姓，据《元和姓纂》以及《通志·氏族略》载，周代有巴国；出自北方少数民族改姓，明清时期，有不少的满人和蒙古人受汉文化影响，改为单姓“巴”氏；出自西域巴克尔家族改姓。

 

樊氏。出自姬姓，形成于西周，是周文王的后代，其始祖为樊仲山甫，史称姬姓樊氏（见《通志·氏族略·以邑为氏》）；出自子姓，源于商代，是成汤王的后代，史称子姓樊氏（见《左传》）；据李学勤先生考证，信阳平桥樊君墓出土铭文，樊为芈姓。

 

相氏。出自姒姓，是夏朝王族的后代，夏朝有帝相；出自子姓，是商朝王族的后代，商王河禀甲原居于相，后又迁都，留居相地者便以地为姓。有研究者认为，由相姓衍生出向姓——源于姜姓，出自炎帝神农氏之后，以先祖名为氏（见《史记》）；源于子姓，出自殷商末期内史向挚，以先祖名字为氏（见《吕氏春秋·先识》）；源于姜姓，出自炎帝姜姓后裔，属于以国名为氏（见《通志·氏族略》）。

 

郑氏。出自姬姓，据《姓纂》的记载，郑之得姓，是开始于周厉王最小的儿子友，周宣王即位以后，把幼弟友封在郑地即郑桓公，郑桓公的子孙即以国为姓；也有出自他姓所改，唐郑注本姓鱼，明郑和本姓马。

 

　　 瞫氏。瞫氏较为复杂，《后汉书·西南蛮夷传》有的版本也记为“镡氏”，与“瞫”氏有关的姓氏还有：镡氏、瞫氏、谭氏、潭氏、覃氏等。

 

　镡氏。出自镡地，属于以居邑为氏：镡封县（《读史书方舆纪要·广西》）现在一说在贵州普安州及云南曲靖广南之境，一说在贵州遵义东境；镡成县，西汉置，故城在今湖南黔阳县西，原属武陵郡；镡城，今湖南靖县境。

 

瞫氏。瞫姓郡望为晋阳，出于姬姓；也有人分析“沈”姓是由“瞫”变化而来（发音同，同源于姬姓，为从简省）。

 

谭氏。出自姒姓，周代有封国为谭（今山东章丘市西），以国为氏；据《万姓统谱》的考证，巴南（今云南、贵州一带）六姓有谭氏，自称盘古的后代，望出弘农，据《谭氏族谱》载，此支也源出谭国。

 

潭氏。成都琴台路有“狮子楼-巴国布衣-潭氏”餐馆，看来确实有“潭氏”存在，但来源不详。

 

覃氏渊源见最后一节所述，但从现代研究的结论看，覃氏渊源与“廪君蛮”五姓之“瞫”氏，没有任何联系。

 

以上资料表明，除“潭氏”自称与出自武落钟离山的“廪君蛮”五姓之“瞫”氏多少有些瓜葛外，其他有关姓氏均与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武落钟离山的“廪君蛮”五姓没有联系。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所谓“‘廪君蛮’五姓”只能是一个虚假的命题。当然，源自原始社会末期的武落钟离山赤黑二穴的原始部落人群，或者远徙，或者早迟融入了周围的人群，这是自然的。但这与所谓“‘廪君蛮’五姓”的姓氏渊源，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从以上的分析和论证可知，鄂西土著覃氏（包括唐崖

 

覃氏）与巴人“廪君蛮”五姓中的“瞫”氏，没有任何“对应关系”，说鄂西土著覃氏（包括唐崖覃氏）的“远源”是“廪君蛮”五姓中的“瞫”氏，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二、唐崖覃氏，与鄂西其他土著覃氏本为一支

 

1、元代的民族政策对 “刘吴论” 的断然否定。

 

“刘吴论”的基本观点是：“唐崖土司的覃姓是蒙古族的一支与当地土著的覃姓融合演变而成，或者说当地的覃姓吸收了部分蒙古族而形成的”（《唐崖土司概观》第9页）。“刘吴论”的观点，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应该是这支蒙古族人改为覃姓，融合于当地土著覃氏；或者说，当地部分土著覃氏放弃覃姓，融合于蒙古族。

 

对这个问题，回顾一下元代处理民族关系的历史，就不难得出合乎逻辑的正确结论。

 

大家知道，元代统治者（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实行的是极端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他们把各民族人民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北方汉人）和南人（南方汉人和少数民族）四个等级，以制造民族矛盾，分而治之，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生活于唐崖地区的土著覃氏，从整体上说当然属于“南人”这个最低的等级，饱受了蒙古人极端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的磨难，他们对蒙古人的仇视和痛恨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深重的民族对立和仇视的情况下，高高在上的蒙古族人能改为最低等的土著覃姓，融合于当地土著覃氏吗？即使当地部分土著覃氏愿意放弃覃姓，融合于蒙古族，蒙古人能答应吗？

 

元王朝衰亡，蒙古人失去统治优势后，各民族的地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深受蒙古人极端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苦难的土著覃氏和其他姓氏（民族），由“弱势群体”逐步上升为“强势群体”，恨不能一举清算蒙古人的罪行，讨还血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当地土著覃氏还愿意放弃覃姓，融合于自己的仇家蒙古族吗？即使蒙古人愿意改为覃姓，已经成为“强势群体”的土著覃氏，能够答应吗？

 

以上分析说明，无论是蒙古人入主中原，处于“强势群体”时期，还是蒙古人失去政治优势，处于“弱势群体”时期：或者是蒙古族人改为覃姓，融合于当地土著覃氏，或者是当地部分土著覃氏放弃覃姓，融合于蒙古族，都是万不可能的事。在这样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面前，仍说“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充其量，只不过是历史的误会，或者是人为的杜撰罢了。

 

 

2、唐崖《覃氏族谱》对“刘吴论”的断然否定。

 

唐崖《覃氏族谱》载：“一世祖覃启处送，随出军门，纳印为顺命，镇夜兰有功，蒙题奉允准，仍给安抚司印篆，授唐崖，赐宣慰使司之职……”。请特别注意“随出军门，纳印为顺命”九个字，这九个字可以理解为：覃启处送自小随父从军，元顺帝至正六年向元王朝“纳印”（缴纳印信，即投降），被元王朝命守夜兰……；这里的“顺”字，还可理解为“顺应”了元王朝。

 

上文的“纳印”二字，就为唐崖覃氏正本清源，断然否定了“刘吴论”。

 

据“刘吴论”和唐崖《覃氏族谱》相关文字表明，覃启处送及前代，本来就是蒙古族，带领蒙古族军队驻守唐崖镇压土著反抗的，而唐崖《覃氏族谱》又记载着覃启处送“纳印为顺命”。请问，原本的蒙古族驻军，又向蒙古族“纳印投降”，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表面看来，真令人啼笑皆非，但它恰恰透露了事情的本来面目：以覃启处送为代表的唐崖覃氏，本来就不是蒙古族，而是地道的土著民族。唐崖《覃氏族谱》的这句话，断然否定了“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的谬论，为唐崖覃氏正本清源啦。

 

 

3、唐崖覃氏与鄂西其他土著覃氏本为一支。

 

据方志记载、覃氏族谱记载、民间传说以及唐崖土司与周边土司的关系，均证实唐崖覃氏与鄂西其他土著覃氏同源，本为一个大宗支的小分支。

 

（1）、唐崖覃氏与其他土著覃氏一样“古”。

 

咸丰县境内原来居住着覃、田、向等土家族强宗大姓，其中覃氏势力最强，从元代中期起陆续设立了散毛、唐崖、金峒土司等覃氏土司。

 

清同治《咸丰县志·氏族志》载，“唐崖、金峒覃氏，为本地土人之最古。”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散毛土司也应该包括在内。这一记载，无可辩驳地证明，唐崖覃氏历来为本地土著，而绝不是外来的蒙古人。

 

（2）、关于覃氏渊源的传说。

 

关于唐崖覃氏的渊源，清同治《来凤县志·土司志》中有关于“墨来送，覃姓，谭子之后，齐侯灭谭，谭子奔莒，遂去言为覃”的记载。原唐崖土司一带也留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唐崖覃氏的祖先本姓谭，后因造**失败，被迫外逃川东避难，因逃时适逢晴天，因“晴”与“覃”音近，故改姓“覃”。

 

鄂西各地土著覃氏，关于覃氏的渊源，也有与《来凤县志·氏族志》的记载和原唐崖土司一带的传说相同或相近的记载和传说，这也是唐崖覃氏与鄂西土著覃氏本为一支的有力证据。

 

（3）、唐崖《覃氏族谱》所载唐崖覃氏的来源与其他土著覃氏如出一辙。唐崖《覃氏族谱》记载唐崖覃氏的来源，是“南京应天府上元县猪市街朱家巷”。

 

利川忠路土司属《覃氏原谱》对其来源，也有相应的记载。原忠路安抚司副使覃洪化于明万历戊午岁（1618年）撰写的《楚藩寺钟序》中，就有“溯我先世，以应天上元籍入楚”的记载；忠路土司属《覃氏族谱》（康熙版）序言中也有“覃氏先世起自金陵”的记载（见忠路土司属《覃氏族谱》〈民国版〉和《中华覃氏志·利川卷》）。也因为如此，忠路土司属覃氏还曾把自己的堂号命名为“金陵堂” （金陵是古“应天”的另一名称）。

 

两个土司属覃氏，对其来源的记载如出一辙，这难道不是唐崖覃氏与鄂西其他土著覃氏本为一支的又一确凿证据吗？

 

（4）、从唐崖土司与其他土司的关系，看唐崖覃氏与其他土著覃氏的血缘关系。

 

王平先生的论文《唐崖覃氏源流考》（《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三期）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唐崖土司覃氏与咸丰其他土司覃氏的血缘关系，他的结论是：咸丰县境内的“唐崖土司覃氏和散毛土司、金峒土司覃氏的渊源关系更加密切。他们彼此之间不仅存在紧密的地缘关系，而且存在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在这里，不妨把他的论据简略地引述于下。

 

原咸丰境内，在建立大田千户所之前，散毛土司位于今咸丰、来凤两县境内，与唐崖、金峒紧密相联，构成了咸丰境内范围广大的土司区域，三者之间本来就有紧密的地缘关系。

 

在咸丰境内土司的历史上，唐崖土司与散毛土司、金峒土司长期友好相处，而与田姓建立的龙潭土司则长期攻伐，直到唐崖土司主覃鼎娶龙潭安抚司田氏之女为妻（大约为明天启年间）后才停战言和，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唐崖覃氏与散毛、金峒覃氏的密切的亲情关系。

 

唐崖土司覃氏和散毛土司、金峒土司覃氏之间，还存在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其依据是：其一，来凤、咸丰《覃氏族谱》多处有关于“我祖覃行璋生墨来送、启处送”以及“墨来送守散毛，为散毛始祖；覃启处送镇唐崖为唐崖始祖”的记载。其二，来凤、咸丰《覃氏族谱》中皆有覃氏“七子分授七司”（长子安毛分授金峒司、次子耳毛分授唐崖司、三子散毛分授散毛司……）。尽管以上记载并非可信之史，甚至彼此含混矛盾，但从中可以折射出唐崖土司覃氏和散毛土司、金峒土司覃氏确实存在着血缘纽带关系。

 

笔者认为，王平先生的论据是充分的，因而结论也是正确的。

 

由上所述，唐崖覃氏与其他土著覃氏本为一支，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吗？

 

 

三、关于“唐崖土司属覃氏是蒙古族后裔”的

 

错误论据种种

 

    “刘吴论”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也提出了一些论据，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些论据的真伪，以进一步证明“刘吴论”的虚假性。

 

1、“木雕神像说”。

 

“刘吴论”引述，解放前唐崖覃氏有的在其神龛上除供奉“天地君亲师”位外，还特地供奉木雕的“铁木乃耳”神像，并且认为这是证明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最可靠的证据。

 

大家知道，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是一个民族深层意识的层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较强的传承性。作为一个民族，蒙古族的图腾崇拜，主要是“狼图腾”、“鹿图腾”和“鹰图腾”，祖先崇拜主要是供奉“成吉思汗”（铁木真），信奉的宗教是萨滿教并主张对宗教兼收并蓄，日常祭祀主要是“祭敖包”（以土堆代表天地），没有以其他个别的人像作为民族的象征的。这就说明，以其他个别的人像作为民族的象征，不是蒙古族的民族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尊重蒙古族的民族传统。

 

至于唐崖覃氏中有人家中曾供奉木雕的“铁木用耳”像，这只能作两种解释：一是，“铁木乃耳”一词，本身是唐崖覃氏某个祖先的蒙古语翻译（后文还要说到），家中供奉他以示不忘记这个覃氏祖先；二是，唐崖覃氏中个别小支系，曾与元代驻守唐崖的蒙古族中个别人有某种恩惠关系，覃氏族人本来是很讲究感恩的，供奉这个人的木雕像以示不忘记他的恩德。这两种解释都是说得通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就表明，以解放前个别唐崖覃氏族人家中曾供奉“铁木乃耳”木雕像，作为论证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的“最可靠的证据”，由于它不符合蒙古族的民族传统，这个证据就不能成为有效证据了，何况还有上述说明的其它可能呢。

 

2、“语言说”。

 

“刘吴论”在论述中提到，唐崖覃氏在语言方面，客观上存在着由蒙古语向土家语转化，再由土家语向汉语转化的历史链条。

 

勿容讳言，在唐崖《覃氏族谱》中，确实存在着蒙古语——土家语——汉语的痕迹，难道这就能证明唐崖覃氏是蒙古人后裔吗？

 

前面谈到，元代统治者（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实行的是极端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蒙古语是其官方语言，他们强迫“南人”运用蒙古语言，这是在所难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样，在覃氏族人和覃氏族谱中留下某些蒙古语的痕迹，这本来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在蒙古人的高压统治下，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南人”被迫使用蒙古语，在历史上留下了某些蒙古语的痕迹，论者就以此为据，说这人是蒙古族的后裔，这道理成立吗？这个道理如果一旦成立，岂不是要闹出很多的令人不可言状的笑话吗？

 

3、“碑文材料说”。

 

“刘吴论”在论述中又提到：“唐崖土司皇城遗址的墓葬群中，早期的墓葬基本上没有碑文，后期的皆有碑文，它说明这支蒙古族与当地土著覃氏融合时，汉文化水平还很低”，并以此证明这支覃氏是蒙古族后裔。

 

关于碑文问题，大家去考察一下吧：各土司的土司主在前期大抵都没有碑文的，这一方面是某一个几个时代的习俗，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密。这怎么能证明他们的汉文化水平很低，并且还进一步证明他们是蒙古族后裔呢？

 

忠路土司第十二任司主覃进孝（明末清初人），是明朝皇帝封授的“太子太保、忠义侯、威武上将军”，他在去世时，民间传说是48驾灵轿上路，埋葬了48个地方，但都没有碑文。忠路土司属《覃氏族谱》上记载的葬地墓，也没有碑文，解放后当地人都看到的。请问“刘吴论”者，能够以此为据，就说忠路土司属覃氏的汉文化水平“很低”，并以此证明忠路覃氏是蒙古族后裔吗？

 

如果说唐崖覃氏真是蒙古族后裔，即使他们的汉文化水平“很低”，难道就不能用蒙古语作碑文吗？更何况如“刘吴论”者说，他们在一定时期还是“统治者”、“征服者”呢。

 

企图用“碑文材料”之类来证明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无论如何也是说不通的。

 

4、“能征善战说”。

 

“刘吴论”在论述中还提到：“唐崖土司是我国西南地区以武功著称的土司之一，尤其在土家族聚居的武陵山区颇具影响”，“从唐崖土司能征善战来看，其一世祖为将门之后真实可信”，并以此作为证明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的证据之一。

 

不可否认，以成吉思汗、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族，当年确实是能征善战的。

 

但是，君不见土司时期，鄂西各土司都是“以武功著称”、“能征善战”而打出自己的一片领地，获得历代封建王朝认可的呀！当明王朝的军队在倭寇面前无所作为的时候，而以容美土司主为头领、鄂西各土司土兵参与的鄂西土兵把倭寇打得落花流水，立下了“东南第一功”，受到了明王朝的特别嘉奖。这能证明他们都是蒙古族的后裔吗？

 

要说到武功，唐崖土司虽有一定建树 ，多次获得明王朝的嘉奖，并赐“大坊平西将军”和牌楼上“荆南雄镇，楚蜀屏翰”八字。但是，这些封赏可以与忠路土司主覃进孝获封的“太子太保、忠义侯、威武上将军”相提并论吗？因此，就论武功，唐崖土司也不一定是最强的呀。

 

说到底，以“能征善战”的武功来论证唐崖覃氏是蒙古族的后裔，首先是论据失实，其次这个论据也是不充分的。因此，此据无法证明“刘吴论”的观点。

 

5、与其他土著覃氏的“对比说”。

 

“刘吴论”在论述中还用唐崖覃氏与其他土著覃氏关于“世系”和“字派”的对比，以此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如此的“对比说”，就更不值得一谈了。

 

就“世系”而说，鄂西其他土著覃氏先代同出一源，当然相同。而唐崖覃氏的先代名字用的是蒙古语，当然就不好比了，这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

 

若以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而论，在元史及相关的典籍中，都没有铁木乃耳（任平肩之职）、颜伯占儿、脱音贴儿（任宣慰使之职）和福寿不花的名字。仅有一个文殊海牙的名字，但他却在元末陈友定割据闽中八郡时任陈的“参政”，这与唐崖土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从这点出发，也可以论断唐崖覃氏不是蒙古族的后裔。

 

笔者赞同覃章梁先生的考证，唐崖覃氏与鄂西土著覃氏主流一样同为覃伯坚的后裔，与覃启处送相关的前几代应为：覃汝先-覃伯坚-覃普诸-覃散毛-覃启处送，这样就通顺了，也与唐崖覃氏历代相传的先代为官的故事大体相当。

 

至于“字派”，鄂西土著覃氏的各土司属宗支，在创修和续修族谱时，都是立足于自己的宗支，没有联络相关宗支，致使各土司属宗支的字派各不相同，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只有施南土司属宗支在乾隆45年创修族谱时，因为湖南石门覃氏有人在修谱处教书，施南土司属宗支的字派就借用了石门覃氏的字派。用“字派”不同来论证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这是一点道理也没有的。

 

6、“体质特征说”。有持“刘吴论”观点的人认为：“唐崖覃氏曾保留着蒙古族体质的一般性特征”。

 

人们都看到的，居住于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体质、体型，与蒙古族没有明显的区别。因此，用唐崖覃氏中某些人的部分体质、体型特征，来论证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这是没有道理的。

 

 

四、关于覃氏渊源的现代研究

 

覃氏渊源的现代研究的结论是：中华覃氏源于四千多年前，居住于黄河中游一带的古覃怀地的覃部落（以地名为姓），中华覃氏奉伯益为人文始祖，起籍地为古覃怀的中心地带，即现在河南省温县的赵堡镇北平皋村。中华覃氏正着手在北平皋村修建“覃氏起籍地纪念园”。鄂西土著覃氏的直接来源是原居于瞿塘关（长江瞿塘峡一带，今属重庆奉节、巫山等地）的覃汝先。

 

覃氏渊源的现代研究，起源于台湾覃正义兄弟于1988年编撰出版的《中国覃氏世系源流考》和《中国覃氏历代名贤传》。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文化政策的调整，覃氏文化研究开始进入热潮，由覃承勤、覃芝馨、覃章梁等一批覃氏宗贤领军，对覃氏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深入的研究，整理、编辑、出版了《中国覃氏通书》（覃承勤主笔）、《中华覃氏传统文化概观》（覃章梁著）、《中原姓氏寻根·覃》（覃芝馨著）、《百家姓书库·覃》（覃芝馨、覃乃昌著）等专著，各地也陆续编撰了一些宗支的《覃氏族谱》。2005年3月，在河南省温县召开了“中国温县姓氏文化学术研讨会”，河南文物、社科院与来自全国的姓氏历史文化专家和一些相关的专家学者，对覃氏的渊源和覃氏的起籍地也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和研究。覃氏族内专家和族外专家，均在覃氏渊源的研究上获得了重大突破。

 

1、        关于覃氏的族源 

 

由于历史的原因，历史上各类典籍对覃姓及覃姓人物记载不多，且多有误解。过去覃氏的各地谱牒，虽有一些有关覃氏“始于春秋，根底覃怀”（四川大足《覃氏家史》）、是“有竹氏后裔”（湖南石门《覃氏族谱》）、“可追溯到上古时期的覃怀古国”（广西上林等县《覃氏族谱》）的点滴记载，也实为没有真正弄清覃氏的族源。现代研究表明，上古时期（四千多年前），黄河中游一带有一个叫覃怀的地方，居住着一个覃部落，史称覃怀氏，现代覃氏就源于覃怀氏（或称覃部落）。据《中国覃氏通书》载，“覃氏带姓的最早祖先是伯益”。伯益，上古时人，祖籍覃怀，自然是姓覃或覃怀氏（以地名为姓），他有炎帝、黄帝双重皇族血缘身份，为舜禹两朝大臣，由于他功劳盖世，得到舜的嘉奖，赐姓为赢，后又被推为禹的继承人，源于中原的十几个大姓也尊他为人文始祖。

 

2、        关于覃氏的起籍地

 

现代研究表明，覃氏的起籍地是河南（黄河中游）的古覃怀。据河南沁阳、武陟、温县的志书记载，古覃怀就是现在的沁阳、武陟、温县一带。据河南文物、社科院、姓氏历史文化专家考证，以古邢丘为中心的一大片地区就叫覃怀。古邢丘的中心地带今曰“北平皋”（商代都城之一，城墙遗址现余三截），现在的行政区划为河南省温县赵堡镇北平皋村（见“中国温县姓氏文化研讨会文件”载郑常铭文《古代温县姓氏概况》）。

 

3、        关于覃氏的迁徙发展

 

覃氏著姓的前三千年，三次蒙恩，受帝王封赏；二次亡国，颠沛流离；六次易姓，申谱传牒；五度大迁徙，备尝艰辛。直到战国中期（山东谭国灭亡后），其主流一部分散居山东章丘一带，一部分又千里跋涉，在陕西汉中南郑（古称有褒）定居下来。以后，又从这两地由北向南迁徙发展，散居于武陵山区、广西、川渝东南、黔东北等地，以广西为最多。据新华社北京2007年4月24日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对全国户籍人口的一项统计，覃氏人口在全国4000多个姓氏中排居第94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姓氏研究专家王大良认为，这次排名是有史以来最准确的一次。覃氏涉及汉、壮、土家等15个民族，分布在全国31个省区（含特别行政区）。在海外，分布于东南亚、欧美21个国家和地区。

 

4、关于鄂西土著覃氏的直接来源

 

关于鄂西（包括湘西）土著覃氏，历史典籍记载的这一地区第一位覃氏后裔是东汉的覃儿健（见《湖南通志》、民国版《宜山县志》、台湾《中国覃氏源流世系考》所载），第二位覃氏后裔是三国时代蜀国的总兵官、后封为武陵君的覃万传（见湖南石门《覃氏族谱》，并参阅《三国志》、《三国史话》），但他们的直系后裔无文字记载，已无据可查。

 

有据可查的是，鄂西、湘西土著覃氏主流源出宋代居住于瞿塘关（长江瞿塘峡一带，今属重庆奉节、巫山等地）的覃汝先。

 

覃汝先祖籍陕西汉中府南郑，他的先代在南北朝“五胡乱华”期间（304-431年）随流民南迁四川的瞿塘关落籍。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覃汝先的长子覃伯坚（次子覃伯圭）因征吴曦乱有功，封行军总管，受命镇守施州（今恩施州），覃汝先一家遂落籍施州。覃汝先夫妇、覃伯坚夫妇和覃伯圭夫妇卒葬恩施柳州城。以后，覃伯坚后裔主流居鄂西，覃伯圭后裔主流居湘西，这两支覃氏也有交错居住的情况。元明清三代，覃汝先后裔拥有鄂西七个土司、湘西两个土司，成为武陵山一带的强宗大姓。这都是鄂西、湘西覃氏主流的《覃氏族谱》所共载的史实。

 

 

终上所述，《唐崖土司概观》（刘文政、吴畏著）及其它论文所述的唐崖覃氏，包括鄂西其他土著覃氏与“廪君蛮”五姓中的“瞫”氏有“对应关系”（即“远源”），唐崖覃氏的“近源应为铁木乃耳后裔率领的一支蒙古族”（即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是没有根据的，因而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必须彻底把这一问题搞清楚，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改革开放以来，各姓氏都在整理、研究自己的文化。在封建时代，各姓氏在修谱时，文中有牵强、附会、拔高、溢美之辞是较普遍的，甚至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这是各姓氏族谱的糟粕所在，覃氏族谱也不例外。现在，我们在整理、研究覃氏文化时，应该以对前人和来者高度负责的精神，尊重历史，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吸收明晰的现代研究成果，正本清源，慎终追远，以免再重蹈过去某些较为混乱的覆辙。这样才能使覃氏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发挥其更大的历史效益。

 

 

参考文献：

 

《唐崖土司概观》（刘文政、吴畏著）

 

《覃氏族谱》（唐崖土司属）

 

《鄂西少数民族史料辑录》

 

《中国覃氏通书》（覃承勤主笔）

 

《中华覃氏传统文化概观》（覃章梁著）

 

《中原姓氏寻根·覃》（覃芝馨著）

 

《百家姓书库·覃》（覃芝馨、覃乃昌著）

 

《“中国温县姓氏文化研讨会文件”汇编》

 

《世本》、《后汉书·西南蛮夷传》

 

《通志·氏族略》

 

《覃氏族谱》（忠路土司属，民国版）

 

《中华覃氏志·利川卷》

 

《中国通史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

 

《咸丰县志·氏族志》（同治版）

 

《来凤县志·土司志》（同治版）

 

《唐崖覃氏源流考》（王平著，《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三期）

 

来凤、咸丰其他《覃氏族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