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双元价值论谈》公开出版
《档案双元价值论谈》公开出版
日前，由研究中心主任覃兆刿教授等编著的《档案双元价值论谈》一书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2015年6月出版，精装本，全书60万字）。该书由湖北大学教育基金会资助，并纳入“长江学者”、国际价值哲学会会长江畅教授等主编的“道德·价值·文化”丛书。
该书收录了自《中国档案事业的传统与现代化》（覃兆刿著，2003年出版，2004年国家“优秀”社科结项成果）一书提出“档案双元价值观”以来海内外同行学者的相关评论、研究和后续成果，集中反映了档案学界围绕“档案双元价值”持续展开的思考、辨析和讨论。
在《档案双元价值论谈》一书的编撰过程中，任越（黑龙江大学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易涛（浙江师范大学档案馆副馆长），聂云霞（南昌大学副教授、武汉大学博士），李颖（河北大学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访美学者），谭必勇（山东大学副教授、武汉大学博士、访美学者），张会超（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陈祖芬（莆田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等青年才俊付出了辛苦努力。湖北大学在读研究生胡杰、张丽雯、鲁莉、马继萍、谢恺璇等为全书中英文编校付出了大量心血。
档案管理实践的格局和成效，首先取决于人们的档案意识，而档案意识的根柢是档案价值观。该书以“档案双元价值”理论建构及其实践路向为旨趣，集中收录了包括老一辈著名档案学家、高校知名档案专家和青年学者、档案局（馆）领导或专业人士、企事业单位档案管理实践者的相关论述，反映了档案学者和档案专业人员，以不同的观察视角和实践体验对这一理论的理解和运用。
附：覃兆刿《自序》
提出“档案双元价值观”已有十年了。这本书，记录了我个人十年的守望，凝结着前辈学者的呵护和年轻学者们的激情。我怀着感恩与欣慰的心情，梳理这十年来形成的后续成果和相关文献，以窥研究真相，以资查检之便，以利批判创新。
的确，我在2003年出版的那本《中国档案事业的传统与现代化》，全部的用意都在“档案双元价值观”。如果说还有一些其他发现的话，那不过是必须的过程或副产品。
还清楚地记得，就在那年九月，我受邀出席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会，“档案双元价值观”第一次直面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同行学者们关于理论建构的质疑；也还清楚地记得，就在那本书出版不久，武汉市档案学会为此举行专场报告会，一位档案局副局长以档案的“开放和保密”给我出题，“档案双元价值观”第一次经受了管理实践的考问。惊喜的是，这本书在2004年被评为国家社科“优秀”结项成果。
从提出“档案双元价值观”到注意从西方经典理论中找寻支持，再着重于实践层面的研究，同行学者任越博士等发现了我的这一研究路向，并分析这种演变，将此说擢升为“档案双元价值论”。
“档案双元价值观”的雏形成于2001年北大访学期间。导师刘兹恒先生给予我亦师亦友的荣耀，那种充分的信任和自由，使我得以将时间大量花在国图、北大图书馆以及人大档案系那个已经极少有人光顾的老资料室。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梳理了前期研究，搭起了论述的架子。圆明园的夜色，黄庄的午餐，五月的风沙和难得的冬雪，在自行车的陪伴下，我度过了特别充实而富有意义的一年。
“档案双元价值”是个什么东西呢？档案双元价值观试图对档案价值问题做哲学上的元价值追问。它从实物对象和精神现象共同构成的“档案事物”出发，将档案的价值简化为两个层面的理解，一是从行为方式上看，因其结构形式展现的功能而具备“工具价值”，二是从对象实体上看，因其记录性的内容负载而具备“信息价值”，进而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古代档案传统进行了分析评估，对档案事业现代化观念要件进行了阐释。
能做这样的归纳和提炼得益于我所受的史学训练、哲学史修养和档案实践的近距离观察。我知道，这不是一件讨巧的事情，而是一个痛快的发现过程；它既是一个学科理论上的建构，又是一种事象观察归来的反思。
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以“椭圆现象”这种类似模型的方式解释了有关学者在“价值实现”和两者关系方面的询问；在网络“访谈”中，我又以“硬币”的两面来描述“档案双元价值”中寓意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不可或缺；在硕士生的课堂，我以唐君毅先生等人的价值哲学观细心解释以助大家的理解；在企业，我以“模数整合系统”、“档案管理平台”和干部档案管理系统软件的功能来加以解释。
最近的一次是，我对在美访学的一位博士微信回答，建议他以“太极图”来理解我的“双元”内涵：档案双元价值的思路，正合于我国先贤所谓“太极”的本体观。“工具价值”强调合理及时的控制、监督、安全、保密，寓意“收控”、“积累”、“秘藏”、“蓄势”的行为，合于“阴”，以“抑”为特征；“信息价值”则强调适时充分的发掘、传播、展示、分享，寓意“释放”、“公开”、“发散”、“效用”的思维和行动，合于“阳”，以“扬”为特征。双方互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恰当配合，相互博弈，不能割裂和分开。档案事物的合理与系统均衡，档案封闭与开放的恰到好处，是档案事业的最佳“中和”形态。因此，从我的本意来说，“档案双元价值观”的提出是严肃认真的，我希望它既是西方价值哲学在档案问题上的一种应用分析，也是基于我国哲学传统的一种现实抽象。这种“双元”的旨趣，不是“二元”甚至“双重”所能替代的。
档案学作为新兴科学果然具有更多的包容性。从黑大到云大，从上大到川大，从机关到企业，东西南北，海内海外，“档案双元价值观”神交四方。认识的不认识的，站讲台的和坐档案馆（室）的，著名学者专家和青年才俊学子，不少同行开始接受甚至运用“档案双元价值观”，对于一个学者，这无疑是一种幸福；对于一个原创的理论，这无疑是一种幸运。
我至今珍藏着著名档案学家陈兆祦教授、著名图书馆学家周文骏教授、原国家档案局局长冯子直先生、中国档案学会名誉会长国家档案局副局长刘国能先生、著名档案史学家王金玉教授等前辈以及台湾同行因此与我的来往信函，他们毫不吝啬地给予一个青年学者最大的肯定、鼓励和支持，这成为我坚持求真创新的精神动力。中国档案学会老会长沈正乐先生，在我答辩台湾同行学者之后率先鼓掌并给予高度评价，情景至今犹在眼前。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冯惠玲教授、《档案学通讯》总编胡鸿杰教授、浙江大学何嘉荪教授、武汉大学陈传夫教授和张煜明教授、四川大学黄存勋教授和乔健教授、上海大学宗培岭教授和潘玉民教授、天津师范大学刘新安教授、黑龙江大学倪丽娟教授、南开大学伍振华教授、苏州大学张照余教授和蒋卫荣教授、广西民族大学黄夏基教授等都对《中国档案事业的传统与现代化》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台湾的《档案与微缩》杂志，更是以“档案的哲学之道”点赞“档案双元价值观”在厘清档案工作思路方面的努力。
我很明白，这些肯定和评价难免藏有尊长们更多宽容、爱护和激励的心情。直到发现黑龙江大学任越博士以系统持续的研究获准“档案双元价值实证研究”立项为国家课题，云南大学杨毅教授将“档案双元价值观”运用于东巴文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陈祖芬博士将此书纳入“常规科学时期的档案学论著”，河北大学李颖博士将此说运用于企业知识管理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张会超博士将此说与民族档案“结缘”，中石油尚真博士等人将此说用于解释企业档案管理平台，湖北省委组织部信息处以此写入全省干部人事处长培训的书面学习文件，以及学界同行和具有实践背景的专业人士持续的关注、运用和拓展研究，这让我对“档案双元价值观”更加敝帚自珍了。
“档案双元价值观”没有离开过管理实践。这本书中收录有多位如丁耀琪先生这样深谙档案管理实践的同行文章，他们对“档案双元价值”的理解和高度认同，使我心里更有底气。我本人在中央企业和一些著名民企的专业讲座，都是以“双元”为主线的；在湖北省委党校和武汉市区的多个党校，这种思想让身处领导岗位的管理者们重新理解并审视档案管理；在档案管理行政部门，基于“档案双元价值”的档案“真”、“善”、“美”解读，让不少档案局（馆）领导更加看清我们的专业；在省委省政府有关档案问题的专家咨询会上，我用这种“双元”的思路让政府高级领导对档案事业建设的投入充满了信心。
《档案双元价值论谈》自然不是我一人的成果，但这恰恰是我的理想。一种有价值的学说之所以提出，开始或许是个人的积累和冲动，然后是团队的参与和同行的关注，最好能激起一些讨论并得到有益的拓展和应用。“档案双元价值观”吸纳了学界前辈的智慧，汇聚了同行专家的思想，在不少有才华的中青年学者的志趣相投中，它已经变得更加丰富深刻了。当我收灯入梦的时候，在地球的另一端，还有两位在美访学的博士正为此伏案辛苦。身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山东大学副教授谭必勇博士，将早已上岗工作或升学读博的硕士弟子们通过网络召集起来，让他们将当年学术沙龙上的意见得以系统呈现，这让我看到新一代档案人鲜活的思维，也让我看到档案学术的前路宽广；同样身在美国的河北大学副教授李颖博士则对档案“双元”和“双重”的英译认真核查，她希望不要因为语词的翻译影响到这一概念的理解和传播，这种审慎的态度让我看到了同行青年学者可贵的严谨。还有我过去的弟子们，一个个事业精进，他们的工作表现和在文章中体现的思考让我刮目相看。
事实上，这本书从动意到出版时间很短。因为书的主旨关乎“价值”，本人又在哲学学院应用伦理学方向兼有博士导师一衔，于是我将出书的计划禀明院长戴茂堂教授，他告诉我“道德·价值·文化”系列丛书恰好启动，而丛书的主编——国际价值哲学学会会长、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长江学者江畅教授不仅欣然接受，还亲自向科学出版社樊飞编辑加以推荐，奖掖之情，自当铭记。
所以，就算只有这本书背后的故事和感动，它的出版也是极为值得的。
覃兆刿
2014年11月5日于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