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第一节 [/b] [b]婚姻家庭观念的传承与演变[/b] 鄂西土家族的婚姻家庭文化，同其他民族一样，经历了由群婚制、对偶婚制而进入一夫一妻制的发展过程，其婚姻家庭制度的演变，大致与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符。 鄂西土家族地区原始婚姻形态和观念，史料记载极少，我们只能通过民间神话传说来探究了解。血缘家庭的婚姻形态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而且由于土家族地区的社会发展缓慢比中原地区消失得晚些。在土家族地区广泛流传着的创世神话中兄妹通婚的故事，在清江流域广为流传的《鹰公公蛇婆婆》中的子女通婚故事，明显地反映了这种血缘婚姻形态的印记。土家族地区兄妹通婚的故事传说很多，最典型的是《祖先》。在远古时代，一次大洪水之后，大地冷冷清清的。人烟濒临绝迹，只剩下兄妹二人，观音菩萨就出来劝姐弟成婚，婚后七天七夜，姐姐生一个血球，两人将血球碾碎撒在地上，这些血块就变成一个一个的人，于是，土家先民又开始繁衍起来。有的传说兄妹成婚十月怀胎之后，生下一个血坨坨，观音菩萨叫他们把血坨坨剁成十八块，又用稀泥巴包起，放到十八棵树丫里，七七四十九天，只见那些泥坨坨在树丫巴上长成了活人，兄妹俩就用树名给娃娃们取姓氏，十八棵树十八个人，就成了土家族十八大姓了（《鄂西民间故事集》）。《鹰公公蛇婆婆》的故事，是两人生有一女一子。子叫谭天飞，女叫谭芝兰，兄妹二人结为夫妻，繁衍土家族人类。     这些神话故事，反映了土家族同姓为婚的历史过程，同样是原始社会后期氏族内婚制的残余。所谓氏族内婚制，是同一个氏族内部，除亲生兄弟姐妹外，叔伯兄弟姐妹之间以及不同辈分的男女之间，均可通婚。土家族的婚娶不禁同姓，在历史上是盛行的，而且衍演时代长，婚姻也相对自由。在一些史籍、地方志和家谱中均有记载。如忠洞土司田氏和容美土司田氏在明末清初时，世代通婚（忠洞《田氏族谱》、容美《田氏族谱》）。由于地区间社会发展的程度不同，同姓为婚的内容也不尽相同，而且由之反映了婚姻家庭观念的变化。 土家族同姓为婚大体有三种发展形态：一是五服以内的堂兄姐妹之间的通婚；二是五服以外的同姓通婚；三是同宗或不同宗的同姓通婚。这三种形态应当说是逐渐进步的形态。支配同姓为婚的观念是“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可以形成一个同德同心同志的家庭。形成同姓为婚的另一个原因是鄂西土家族的大姓，大都聚族而居，与外姓接触的机会很少， 就必然产生同姓为婚的普遍现象。     与同姓为婚相联系的姑舅表婚、姨表婚制，在鄂西土家族地区也很盛行。有姑家之女，必嫁舅家之子的传统观念，“姑家女，伸手取”，“舅家要，隔河叫”。这是母权传统观念的遗风，称之为“还骨种”，它是同姓为婚观念的演变。鄂西土家族地区经济落后，社会活动范围狭窄，亲戚之间来往频繁，易于结成婚姻。土家族视姑舅、姨表两家通婚是天经地义，是为族德，认为亲上加亲，同心同德，可以使夫妻关系更加和睦，婆媳关系更加融洽，家庭关系更加稳固。     鄂西土家族还有“转房”、“填房”的婚制，“转房”即夫死后，弟可娶嫂，“填房” 即妻死后，又续娶其妹。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鄂西土家族逐渐认识到同姓为婚，姑舅、姨表婚制的有害性和不道德性，逐渐为同姓婚配作了一些血缘亲疏的界定，这种婚姻形态在改土归流之后逐渐消亡。这一方面是因为民族自身观念的进步与改变，一方面是汉文化与土家族文化的交流发生的影响和变化。同时，改土归流之后，官府对婚姻制度作出明确规定，如鹤峰第一任知州毛峻德上任以后就发出布告指出：“男女人道之始，不娶同姓”，“本州土俗，不知家礼，娶妻不论同姓”，将同姓为婚和姑舅开亲列为禁止之列，“男女婚姻如属同姓，不许议及”（乾隆《鹤峰州志》），客观上推动了婚姻制度的进步。 [b]第二节 [/b] [b]婚配方式的递变[/b]    鄂西土家族地区的婚姻习俗随着婚姻选择方式的演变而发生变化。改土归流以前，土家族的婚姻以自由婚配为主，尤其是妇女在婚配中有一定的自主权。“鄂西土家族地处万山之中，凡耕作出入，男女同行，无拘亲疏，道途相遇，不分男女，以歌为*之媒，虽亲夫当前，无所畏避。”（转引自《鄂西少数民族史料辑录》）妇女在婚配上有自主权，在社会上有较高的地位。以歌为媒，以歌相识，以歌传情。正如土家情歌唱道：“郎唱山歌姐儿听，莫要装聋做哑人，唱歌如说知心话，唱得郎心对姐心，五句子歌儿做媒人。”青年男女以歌相识或在“玩摆手”、“女儿会”时相识定情。青年男女彼此爱慕，只需得到梯玛（即“土老师”）许可，即可订婚，择日而娶，婚姻自由而简朴，新娘袖系红绿丝线，由其兄或弟背引至男家。这种以歌为媒的爱情婚姻，改土归流以后依然残存。     土司初期自由婚配的婚姻关系并不十分牢固，悔婚、离婚、退婚的现象时有发生。从改土归流后鹤峰知州毛峻德的文告就可以透露出这种现象的存在：“旧日土民妇女，以夫家贫寒，或以口角细故，背夫逃回，而女家父兄不加训诫，以女为是，收留经年累月，纵其所为，甚至背义毁约，妄称改嫁。”     改土归流之后，封建地主经济和文化逐渐在鄂西土家族地区占了统治地位，土家族婚姻制度的封建化程度也逐步加深。改土归流后的官府对男女教化、交往和婚姻作了严格的规定：“ 如有议婚者，请凭媒妁，两家通知明白，……然后行聘。”（乾隆《鹤峰州志》）规定“闺阃之教”，指出“旧日民间子女，缘土弁任意取进学戏、男女混杂，廉耻罔顾，因相沿成俗，今已归流，父兄在家，亟宜振作。凡一切不经之言，对女无轻出诸口，女子说不应说之话，即戒惩之。母令与男同坐，以礼约其身”。“至于选婿，祖父母、父母主持之，不必问女子之愿否。”“一与聘定，终身莫改。”（乾隆《鹤峰州志》）由于封建王朝强行汉化政策，完全把婚姻纳入封建道德轨道，用礼教律条规范民风，男女婚姻开始受到门当户对的限制，又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约束。官府还对婚姻礼俗作出明文规定，以示教化，使土家族的婚配形式逐渐封建化。 [b]第三节 [/b] [b]婚姻程序与礼俗[/b]    鄂西土家族的婚姻程序与礼俗，随着婚姻观念、婚配形式的演变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改土归流以后，鄂西土家族与各民族的婚姻程序与礼俗有相同的地方，但仍然保持着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 订婚之前的礼仪   鄂西土家族传统婚姻习俗由歌为媒演变为“男女幼时便议婚姻，谓之放话。”（光绪《长乐县志》）改土归流之后，官府文告规定“百姓男女年纪相当，又无亲属制服，而男女父母情愿结姻者，必先央媒妁，通知明白，……一有不愿，即止。”（乾隆《鹤峰州志》）民间也渐演成俗。男方托媒人（有的地方叫请介绍人），提亲讨口气；女方放话看人家（有的地方叫做看廊场）。这个过程完全是由媒人牵线搭桥，在双方父母主持下进行。男家父母如有意娶某家女子为儿媳，即先托请媒人到女家提亲，探口气。女家如许约，称之为“放话”，同意开亲，就约定日子“过门”。男家备好衣服、酒、肉、茶食等，由父母带着儿子请媒人陪同到女家走动。这个过程实际是请女家父母看男儿是否称意。封建社会中这个过程女儿和男儿不能见面，完全由父母包办。随着社会的开化，许多家族也注意尊重女儿的意见。男到女家之后，女方再择吉日由哥嫂与媒人同去男家“看人家”，事后女方认为满意，同意开亲，才开始进行下一步，否则到此中断。在山区，男女订亲的年龄偏小，甚至还指腹为婚，若生下一男一女，便结为夫妻，若为同性，便结为干亲。改土归流后，官府规定结亲年龄必须相当。指腹为亲和很小的年龄就议婚的习俗渐渐减少。      行聘订婚      行聘之期，男方择定必先托媒妁通知女家。其行聘礼物随力制备，“惟庚书，女男二家俱不可少。”（乾隆《鹤峰州志》）民间称之为“讨红庚” 或“讨八字”。女方“看人家”允亲之后，男方择期备台盒，即备绢帛、簪环、果酒等物（贫者寸丝尺布或仅簪环即可），书写有第几男、姓名、某年、月、日、时出生的男家庚书，礼物男用红全开具，后写姻眷弟某率男某顿首拜。请媒人随同到女家。女家收聘，用相同格式写好女子庚书，中帖红签上写“领谢”二字，交付媒人回复男家。如女家备有文房四宝及扇之类，也用红全开具，放在男家送来的台盒内，称之为鞋袜巾盒。讨“红庚”时，女方请家族主要成员到场，以示严肃隆重，并在家族内公开这门亲事。此礼即成，终身不能悔约。有的地方“讨红庚”和订婚仪式分两段进行，讨红庚到女家，然后择期在男家举行定婚仪式，男家遍请主要族戚到场，俗称“认亲”。举行定婚仪式之后，男方所送聘礼称之为打发。“聘定后，每于年节必多备酒盒匾，送女家族戚，谓之朝年。”（光绪《长乐县志》） 择期    择选婚期，预置衣饰，办置嫁奁，是土家族婚姻的一个重要程序。改土归流之后，男子十六岁以上，女子十四岁以上，即可正式成亲。男家先择日期，托媒人知晓女家相约。择期的讲究是按照男女双方“八字”推定吉日，如女家许约，即行定期，定期之后，由男家用名帖开具婚礼单，另以红全开明迎亲日期，先告祖先，由媒人送往女家之后，男家开始制备衣饰、布帛、果饼等物，果饼称 “茶食”，严格按照女家亲族辈分准备，不得差错。女家开始做出嫁的准备，如打嫁奁，筹办铺笼帐被，姑娘应亲手纺织色彩鲜艳、美观适用的西兰卡普土花铺盖，并给男方父母、祖父母置做礼鞋，作为女家姑娘出嫁到男方的见面礼。早期，男家置办的礼物和女家置办的嫁奁都是在正式婚期前送往对方，以后演变为迎亲出嫁的当天随带，这就增添了婚期的喜庆色彩，而且双方都可以在亲朋族友面前显示体面。 喜期    喜期，有的地方称“过期”。喜期之前是哭嫁，这是土家族的婚俗，它与南方其他少数民族的哭嫁婚俗比较，有许多独特之处。哭嫁的时间长短不一，既是难于舍离父母的一种感情宣泄，后来又成为女方婚期前的一种必须的过程。有的哭得较长，在离开娘家前半个月，就开始哭嫁，哭爹娘、哭哥嫂、哭姐妹、哭祖先、骂媒人等，多是诉说离别之情，怕婆家虐待之苦衷。有一人独哭，有母亲、姐妹同哭。正式结婚典礼的头一天，男家“邑惟于将婚前之日，父母祀祖先，致祝词，宴客醮子，请少年未婚者陪之，谓之贺郎；亲人或制小匾，因其名而为之字，书以金泥，先期鼓乐送至，谓之送号。则犹古者冠而字之，以敬其名之意也。女家亦于是日择贤妇人为之笄，谓之上头，请未嫁者数人陪笄者宴，谓之带花酒。”（同治《来凤县志》）新娘“上头”“开脸”是行成年礼，沐浴全身，将脸上茸毛用捻线拔净，头上梳圆髻于脑后，插玉簪，这两项是姑娘结束闺女生活，出嫁的标志。新郎要行“命字”、“送号”是男子成年礼。女家这天设席陪女，请来未婚女子九人，合女而十，称“陪十姐妹”，男方请子弟九人，合新郎而十，称“陪十兄弟”，欢歌达旦，悲喜有加。有些地方在迎亲时举行拦门礼，男方请一名歌手，又名都管，女方亦请一名歌手。女方在大门口摆一张桌子，双方对歌，有的地方是对白，如果男方唱赢了或讲赢了，女方就抬开桌子，欢迎男方迎亲队伍进去，如对输了，歌手或都管，就要从桌底下爬进去，以增添喜庆气氛。      新娘梳妆打扮后，离开娘家，要由哥嫂或兄弟慢步背出闺房，穿过堂屋时，要让新娘站在堂屋当中的一只斗上，踩下一双脚印，然后再背出大门，给新娘换上由婆家带来的绣花鞋，这时新娘就可以双脚落地，开步起程了。新娘上路，无论天晴下雨，都要打一把油纸花伞，叫露水伞。还要穿露水衣，露水衣是左开胸，大袖大摆，下身穿八幅罗裙。新娘起程，唢呐齐奏。娘家都管，立即将两把杉木皮或葵花秆制成的火把，向新娘面前抛去。新娘跨进婆家大门时，要用脚猛蹬一下门槛。新娘新郎拜天地后，要尽快站起来，直奔新房，抢先坐在床上，叫做奔床。坐房的规矩，是男左女右，以正中为界，但有心计的姑娘，常常坐在界线上，这时新郎也不示弱，尽力把新娘挤到界线以外去，双方互不相让。倘若新郎一下揭开新娘的盖头后，新娘不由嫣然而笑，奔床就随之告终。婚后次日，新郎新娘还要一同回到新娘家，叫做回门，当天去，当天回，或当天去，隔天回。       各地迎亲习俗也不尽相同，如来凤县迎亲习俗就颇为别致。同治《来凤县志》记载：“迎亲日，鼓乐仪仗，红灯引导，以米一袱置彩舆中，曰坐轿米。彩舆至女家厅中，麾舆从出，以斗覆轿前，女兄弟扶女出，立斗上，拜辞祖先。撒箸一束，曰不家食。女至婿门，婿家陈香烛、酒醴、鸡一，祀护送神于门外，曰堵煞入门；门内燃七星灯，罩以筛，喜娘二人，扶女从筛上过，曰触邪。庙见后，拜见舅姑，以次拜诸亲，曰分大小；择夫妇全而有福者先拜之，曰开拜；复择夫妇而有福者后拜之，曰圆拜。”      改土归流前，还有两种婚俗很特别。一是女子婚期前三天，土王享有“初夜权”，后来除了与土王同姓的人户成亲可以免除初夜权外，凡与土王异姓的人户成亲时，新娘在婚前必须和土王同住三宿后，方能与新郎结婚。这种习俗，开始带有一种宗教色彩，以后演变成土王的无道。后来土民纷纷反抗土王的初夜权，有的土民本来与土王异姓，也改为与土王同姓；有的土民往往在半夜趁土王和其侍从不易发觉的时候成婚，可是有的夜半成婚被土王发觉，就要受罚，又不能免去土王初夜权。土官、土司制度被中原的王朝废除后，土王的初夜权就不再存在。后来改变为婚前必须敬奉土王的祭仪，叩头礼拜，虔诚地九叩八拜，请土王豁免他的初夜权，保佑他结婚时或婚后顺利平安。女方在婚前于娘家堂屋内用布围成一半或一角专门供土王的地方，在女子举行出嫁仪式时，准备好三牲酒醴，摆上新娘将要穿上的嫁衣裳，金银首饰配戴什物、露水衣鞋等等去拜土王，表示已经还了土王初夜权，以保结婚和婚后诸事如意，不然，结婚或婚后就会不吉利。有的地方上述婚前仪式都不存在。改土归流前另一种婚时礼仪，即土家男女青年在成亲前，不论男方或女方在迎亲或送亲过程中，男方步行或用背篓去女方背新娘，改土归流后，有的才改用轿迎送成亲，但是，凡是要穿过土王庙时，男女均需停步或下轿，先向土王祭祀，顶礼膜拜。求土王保佑，男女顺利结婚。 二是“抢亲”。当某一土家寨子青年男子爱上另一土家寨子青年女子以后，事先约定婚期，新郎邀约本寨青年男子按期去女方寨子抢亲，在去女方寨子的路上，敲芒锣，擂大鼓，举着灯笼火把，喧闹地奔向女方寨子。到了女家，女家也事先约好一批人来阻拦，男女双方都用“四言八句”理论一番，吵吵闹闹，男方就动手去抢新娘，抢得新娘后就把她塞进花轿，用锁把轿门关好锁上，抬起就往男寨奔跑，新娘兄弟和寨内亲戚故意去追赶，好像要把新娘夺回来。有的地方有河有渡，新娘兄弟就故意抄近路跑到过河码头去封渡口，不让男方把新娘抬走，双方故意争抢一番，男方来抢亲的人，给些钱财求情，女方追赶的兄弟才让路放行，男女青年才得以在男方家庭举行婚礼。